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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的光芒(oblivious忘却 译)列表
·导言
·第一章 预 备
·第一节 一个天主教家庭
·第二节 抗争的开始
·第三节 漫无尽头的苦难
·第二章 试炼
·第一节 罪行
·第二节 骚扰和逮捕
·第三节 审讯:克格勃的地下室
·第四节 庭审和辩护
·第五节 前往劳改营
·第六节 劳改营的女人们
·第七节 劳改营的规矩
·第八节 流放
·第九节 自由与迫害
·第三章 从古拉格获释后
·第一节 在天主的保护下
·第二节 无家无业 骚扰的继续
·第三节 真理的事业
·第四节 抗争的英雄——彼特拉斯·
·后记
·尼约勒·萨杜奈特访谈录(2006年)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
第二节 骚扰和逮捕
第二节 骚扰和逮捕
浏览次数:571 更新时间:2022-7-24
 
 

第二节 骚扰和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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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约勒·萨杜奈特,照片大约摄于1970-1973年

庭审结束后不久,我就被传唤到维尔纽斯的克格勃,在那里,古达斯(Gudas)和科尔戈夫(Kolgov)对我进行了训斥,因为我敢于为谢什凯维丘斯神父聘请律师。古达斯威胁要让我丢工作,收走我的合作公寓,把我赶出维尔纽斯,并“好好关照”我的兄弟约纳斯·萨杜纳斯。当我拒受威胁时,古达斯开始嚷嚷:“那就对你提起诉讼,就像针对谢什凯维丘斯的诉讼一样,你会和他一起进监狱。”

我回答说,我会欣然为真理受苦。这时,古达斯按捺不住了,他摔门冲出了办公室。他们确信我没有被他们的威胁所吓倒,于是释放了我,但从那时起,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我只是在1974年夏天,在被捕之前才注意到这一点。似乎有两三个克格勃特工到处跟着我。因此,我为突击搜查做了准备,销毁或藏匿了一切在我被捕时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的东西——写给我的信、地址、人们的工作或家庭电话号码等。

1974年8月27日,在黎明之门仁慈之母的小堂祈祷后,我带着《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1]第11期回家,打算复制它。我把已故的彼特拉斯·劳达神父送给我的小打字机也一同带回家。当我进入位于Architektu 27-2的公寓时,我遇到了我的哥哥,他正在去综合医院的路上。我没有机会和他说话。

下午2点左右,在我的房间里,我开始复制《纪事》。听到我的声音,邻居的女人,一个名叫艾迪耶提耶涅(Aidietienė)女士的教师,她是一个我当时未曾怀疑的告密者,给克格勃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正在打字。(契卡人员维陶塔斯·皮列里斯[Vytautas Pilelis]在审讯我时提到了这次告密:“你同情所有人,但没有人同情你。你甚至还没开始打《纪事》,隔壁女人就立即打电话告知我们这件事。”我回答说:“如果她这样做是相信自己做得对,我尊重她。如果她是为了报复,我为她感到遗憾。”)

当契卡人员来包围房子时,那位邻居奉他们之命匆匆赶到综合医院,查探我哥哥是否会很快回家,因为契卡人员决定与他同时进入公寓,这样就可以在我打字时给我一个惊喜。而这正是他们所做的。大约四点钟,我哥哥一回来,一伙契卡人员就冲进了我们的公寓。他们中的三个人打开了我房间的门,看到我坐在打字机前,和坐在附近的我的挚友布隆涅·基比凯特交谈,他们大喊起来:“不许动!举起手来!”

我笑着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大喊大叫?你们见着原子弹了吗?”我说这话时非常平静,以至于布隆涅以为是我的一些熟人进来,想吓唬她。她问他们:“那你们是怎么来的?”

他们没有回答她,只说他们有一张搜查令,并准备使用它。他们建议我交出一切可用于定罪的东西。我站起来说,你们最感兴趣的就是《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它在这儿。你在这里找不到别的东西。[2]

“在打字机旁坐下!”契卡人员喊道,“我们要给你拍照。”

“如果你们想拍照,就自己坐下来吧。”我回答,然后走开了。

他们让我和布隆涅站在角落里,不准我们乱动。他们开始搜查,我们俩为了不浪费时间,开始大声念玫瑰经,说:“在我们祈祷的时候,你们继续干你们的活吧。”

可怜的契卡人员们感到异常不适,因为我们没有害怕他们,而是平静地祈祷。在搜查过程中,契卡人员带走了布隆涅·基比凯特,并且搜查了她的铁索斯11幢,38号公寓(Tiesos 11,apartment 38),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非法”的东西。后来,他们又把我哥哥带到克格勃办公室,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我和他不在场,且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搜查他的房间,完全无视我对恐吓患病哥哥的强烈抗议。契卡人员不会因他们的恶行受追责。

在突击搜查期间,契卡人员没收了三期不同的《纪事》。后来,他们拿走了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没有给我看,也没有把它记入搜查报告。这样一来,我对宗教话题的思考笔记、照片和其他文件都消失了。但我的朋友和联系人的地址都藏得很好,他们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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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约勒被捕时使用的打字机

突然间,一个契卡人员欢呼起来,说他找到了我写的一些信。“信!”他喊道。我猛然跳到他面前,从他手中抢过信,把它们撕成碎片,而那个契卡人员则喊道:“把它们还给我!”我迅速跑到隔壁的走廊厕所,随着一声响亮的冲水声,把所有东西都送进了下水道。契卡人员们没有料到我有这样的突然行动,当他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样一来,给我写信的人就免于受审,也许还免于遭受搜查。

当他们回过神来时,契卡人员们围着我大喊大叫,说要把我带到克格勃总部,然后自行完成搜查。我说:“你们可以带走我,”我现在心满意足,没有人会因为我而受苦。然而,他们并没有把我带走,搜查进行到最后。进入房间的是契卡人员科尔戈夫,他自以为是地说:“四年前我们就警告过你。自那时起,我们一直在追踪着你的每一步。你并没有改过自新,现在你要受点教训了....”

“俄罗斯有句谚语,”我告诉他,“一个人要等三年才能等到承诺兑现。但我等了四年,你才把我送进监狱。你迟到了!”[3]

科尔戈夫困惑起来,开始否认他们曾向我承诺过什么,声称我在胡思乱想。

“这很好,”我说,“你及时警告了我,让我明白我在和谁打交道。现在我再也不会和你说话,免得我又‘胡思乱想’。”因此,我下定决心,在审讯期间不与那些谬误的奴仆,即契卡人员,谈论案件的任何方面。

搜查结束后,三名契卡人员陪我到克格勃总部,其他人留在我的公寓,对我哥哥的房间进行了搜查,没有发现任何“非法”的东西。与此同时,领导这次突袭的彼特鲁斯凯维丘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Petruskevicius)开始审问我。在回答他的问题“你是从哪里得到《纪事》”时,我回答说:“我不会回答任何有关此案的问题,因为你们自己就是罪犯,悍然侵犯了《宪法》、《人权宣言》和法律法规所保障的信徒的最基本权利。因此,我对此案表示抗议。我不会协助罪犯实施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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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特工给尼约勒拍摄的登记照,摄于1974年。

“为此,我们会把你关进精神病院,”彼特鲁斯凯维奇斯威胁道,“那里会比监狱糟糕百倍”。但我没有被吓住,他答应如果我告诉他我从谁那里得到了《纪事》,就放我走。我保持了沉默。

在调查过程中,契卡人员总是以这种方式违反法律,根据《刑法》第187条,他们都应该受到刑事审判:“进行搜查或初步调查的人使用暴力迫使某人作证,或在审判期间通过威胁或其他不公正的行为迫使某人作证,可处以最高剥夺自由3年的处罚。使用欺骗手法和嘲笑受审讯者的情形也按此处理,可处以剥夺自由3至8年的处罚。”

然而,这项法条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实际上,在(苏联)对立陶宛的整个占领期间,契卡人员都有意识地违反了这项法律,没有一个人被送上刑事法庭,因为一切都建立在谎言和欺诈的基础上。

在审讯过程中,由于没能从我嘴里出任何东西,契卡人员彼特鲁斯克维丘斯命令士兵把我押进克格勃的地下室,处以单独监禁。一个女人走了进来,搜了我的身,拿走了所有东西,甚至是我脖子上的十字架、念珠和一枚圣牌。之后,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单独的小黑屋,在那里关了大约17天。





[1] 《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是一份地下期刊,记录了立陶宛天主教在无神论和极权主义政权下为生存所做的抵抗。它通过抵抗运动者的辛勤工作而传播开来,他们打出多份副本供私人分发。在这样的圈子里,文字处理机和复制机器的存在是不为人知的。下文一般简称该报刊为《纪事》。

[2] 据《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第28期,1977年6月29日)报道,其中一名克格勃特工对尼约勒说:“既然你是一个天主教徒,怎么可以打出《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上面只有关于所谓迫害信徒的谎言和诽谤。”她回答道:“《立陶宛天主教会纪事》中披露的每一个无神论者的错谬行径,其准确性都已被信徒的眼泪所证实。”

[3] 尼约勒被指控违反了《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68条——反苏维埃的煽动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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