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前往劳改营

判决后，监狱的“乌鸦车”（覆盖着黑铁皮的囚车）将我送回克格勃地牢，但这次非常短暂——只有几天时间。庭审后的次日，他们允许我与我的哥哥约纳斯·萨杜纳斯做短暂的会面。在探监前，一名士兵把我赶到一个单独的牢房，在那里，一名克格勃女医疗助理把我的衣服脱光，并事无巨细地搜查了我的一切。探监结束后，我又接受了同样的“医疗程序”。

我哥哥带给我一朵暗红色的玫瑰，克格勃的狱警对着它检查了很久，翻查每一片叶子，看是否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里。在探监期间，他们让我和我哥哥小心翼翼地坐下。我们被玻璃隔板和宽大的桌子隔开，狱警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不断打断我们的谈话，要求我们只谈无意义的日常话题。否则，他威胁要缩短访问时间。

探监结束后，我哥哥希望给我前往莫尔多维亚集中营的途中所用食物和衣服，但他们不愿意从他那里收下任何东西。契卡人员叫他第二天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然后告诉他，我已经被押走了，然而这是谎言，因为他们在一天后才把我押走。这是一种标准的酷刑——让囚徒在路上挨饿！

在把我押到集中营之前，1975年6月20日，同一个克格勃女护理员在单独监禁中对我进行了搜查，而士兵们则搜查了我微薄的食物和衣物储备。他们甚至撕掉了糖果的包装纸，并没收了我所有的笔记。之后，警告我：“和立陶宛说再见吧，你再也见不到它了！你在我们手里，我们会对你们为所欲为！”——他们用“乌鸦车”把我运到维尔纽斯的卢基斯基艾监狱。

在那里，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混凝土隔间里——一间单独的禁闭室，一个人只能在墙壁的包围下坐着，面对着门。坐了一段时间后，你会因为缺乏空气而开始窒息，但这并不会让任何人操心。狱警们嘲弄你：“你可不是来度假的！”

在把我关在那个隔间里几个小时后，士兵们把我赶到一辆“乌鸦车”里，里面已经挤满了刑事犯。为了把我和他们隔离开来，他们把我推进了“乌鸦车”的铁隔间，一个像铁棺材一样的单间禁闭室，然后把我们全部运到维尔纽斯火车站。

苏联特工所用的囚车，车厢侧面的俄文字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缩写。（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乌鸦车”没有窗户，你什么都看不见，就像被活埋了一样。在苏联帝国，囚犯不是人，待遇比野兽还要差一些。他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奴隶，被士兵和狱警鄙视，不断受到道德和身体上的虐待。

把我们押送到维尔纽斯火车站后，牵着狗的士兵命令我们所有人离开“乌鸦车”。在公众视野之外的侧线上，囚犯的火车车厢在等待我们。我们排好队，他们把我放在第一位，作为“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苏联对良心犯的称呼），有四个士兵和两个狱警看着我。其他所有人——几十名男性罪犯——他们排在我后面，只用几个士兵和几条狗看守他们。囚犯们很惊讶，问他们先前一直把我关在哪里，因为我是如此苍白和疲惫，尽管他们自己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克格勃地牢生活了十个月后，我再次看到树木和草地仍然是青翠的，四周有那么宽阔的空间，天空是如此之广大，完全不像透过一个带栅栏的小窗户所看到的那样。看到这一切是多么令人欣喜啊！感谢造物主赐予我们这样的美景！只是没有时间让我们享受这一切，因为他们很快就把我们赶进了一节车厢。在囚车里，粗大的钢筋后面是独立的隔间，装了钢筋加固的门，用一把大锁扣着。他们把我一个人关在一个能容纳两个人的隔间里，而男性刑事犯则是八个甚至十二个人被塞进四人隔间里。到了晚上，一张木凳代替了床的位置。我可以在木凳上躺下，但那些像桶里的鲱鱼一样挤在一起的男囚犯却没有地方躺下或坐下。

                 一列运送囚犯的苏联列车

在走廊上，我们的监室前，有三名武装警卫在踱步。在我的牢房前，一名拿着步枪的士兵一刻不停地驻守着，眼睛从不离开我，生怕我“蒸发”了。狱警每三个小时更换一次。囚犯们问他们，我做了什么，要被如此看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入狱了六到四次的惯犯，从未见过有人被看守得如此严密。他们惊讶地了解到在苏联帝国还有良心犯，他们都咒骂苏联政府，据他们所说，只有苏联政府要对他们被剥夺人性而负责。

士兵们喊着禁止谈话，说这是不允许的，但后来连他们也对谈话感兴趣了。在他们大多数人的心中，仍然闪烁着人性的火花，但它被仇恨和各种邪恶的灰烬所覆盖——这是无神论的养育方式造成的结果。

在旅途中，囚犯每天有一小块黑面包，非常酸，烤得很差（他们曾经在克格勃地牢和集中营给我们这样的面包——这种面包是专门为囚犯烤的），吃完后肚子就开始疼，好像有火在烧，还有几条湿漉漉的、非常咸的小鱼——手指大小的鲱鱼。

我曾经拒绝这种配给，为了避免以后的痛苦而不吃，尽管在自由的时候，我什么都能吃，而且从来没有得过胃病，身体一直都很健康。

吃了小鲱鱼的囚犯会要求喝水解渴，但士兵们会取笑他们，故意连续几个小时不给他们喝东西，说：“让他们受苦吧！”在车上，这样的骚动和咒骂开始了，这里简直就是地狱。当士兵们终于玩够了，他们会送来一壶水。喝完水后，囚犯们很快就会开始要求允许他们上厕所。士兵们再一次折磨囚犯，故意在几个小时内不带他们去。

十八岁到二十岁的年轻士兵心中有多少残酷的想法！他们几乎都佩戴着共青团的徽章——“列宁的子孙”。他们像最坏的刑事犯一样赌咒发誓。共产主义的道德境况无非如此！

在我们离开维尔纽斯后的某一天，我们的车停了下来，在侧线停驻了整整一天。没有人给我们第二天的口粮，因为没人预料到去普斯科夫监狱的路程需要两天时间。囚犯们虽然很虚弱，但不得不禁食。在我向士兵们恳求了很久之后，他们同意将我尚有的食物分给囚犯，但这几乎是杯水车薪。

运输是折磨囚犯的一种特殊方式。通常情况下只需两三天的旅程 被特意拉长到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囚犯的车厢里人满为患。所有的囚犯几乎都在不停地吸食品质最差的烟草——马合烟（Makhorka）——而且车内走廊的窗户在白天是不打开的。玻璃是不透明的，所以人们无法看到

铁窗后面那些被运送的脸色苍白的囚犯，但车里充满了青色的烟雾，以至于你无法看到几步之外的任何东西。

任何不习惯吸烟的人都会头晕目眩，仿佛中了毒。晚上很冷，因为他们开着小窗户。大多数囚犯衣着轻薄，即使在夏天，夜晚也往往又湿又冷，更不用说冬天了。

男性政治犯与刑事犯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刑事犯嘲笑他们，夺走他们的一切，还殴打他们。士兵们只是煽动并嘲笑他们，因为良心犯被苏维埃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的人活该被打！

刑事犯已经堕落到如此无耻的地步，以至于与他们同车，你会感到极大的道德痛苦，更不用说那些与他们一起被关在集中营的人了。最近在苏联，这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契卡人员如今用这些话警告所有人：“把你和刑事犯关在一起！”或者“把你关进精神病院！”，或者，“雇几个杀人犯，他们今晚就会杀了你。这样你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了！”

在前往莫尔多维亚的女政治犯严管集中营的路上，我在普斯科夫（Pskov）、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高尔基、鲁扎耶夫（Ruzayev）和波特马的监狱里呆了四到六天——这些是转运点。经过几天的旅行后，士兵们会把我们从车上推下来，经常是把较弱的人踢下车，然后把我们赶进“乌鸦车”，押送我们去监狱，“乌鸦车”覆盖着被太阳烤热的黑色铁皮，塞满了囚犯，就像火炉一样热。人们都快窒息了。饥渴令人痛苦不堪。四肢开始麻木，因为我们挤得密不透风，动弹不得。

在一个只能容纳一个人的隔间里，他们会把我和另一个女性关在一起，我们一起受苦。监狱里也是人满为患。牢房里关押的犯人数量超过了配额量；因此，必须在“乌鸦车”里等待和忍受几乎半天，直到他们为新来的犯人腾出一间牢房。

人满为患的囚室，在苏联监狱和古拉格系统中并不罕见。

（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他们会让我们离开“乌鸦车”，进入一间普通的牢房，在拖延了很久之后，他们根据我们被判刑的《刑法》条文传唤我们，对我们进行搜查，并将我们分配到牢房。

牢房是简陋而肮脏的，经常爬满了各种各样的寄生虫——臭虫、跳蚤、虱子、蟑螂，在他们每天会带我们锻炼半小时的小院子里有老鼠。

在牢房里，又冷又潮，因为没有一丝阳光能照进来。窗户上有几排生锈的栅栏。更重要的是，有孔的铁板不仅阻止光线进入，甚至连空气也无法进入。因此，牢房里的灯火日夜不停地燃烧。在普斯科夫，他们把我单独关在监狱的地牢里整整一个星期。牢房的天花板很低，墙壁也很潮湿，水泥地面上固定着一张生锈的铁床（没有床垫）。他们把我叫进去，发给我一条又脏又破的旧毯子。牢房里有一个地板上的洞，是一个厕所。小窗子用铁皮封着，灯一直亮着。

在集中营和监狱里，他们给你的食物足以让你不至于挨饿：早上，在一个铁碗里，有几勺粥，是用最低级的谷子煮的，没有任何脂肪，还有一杯浑浊的液体——茶。午餐是一汤勺被称为“巴兰达”（balanda）的混合物，然后又是几勺粥，他们在上面涂抹一些恶臭的脂肪，或者给你一小块鱼，囚犯们经常因此而食物中毒。我也曾因这种食物而中毒了好多次。

晚上，又是几勺麦粥，还有茶。他们每天还会给你半个小面包，由于质量低劣，我吃不下去。吃饭的时候，他们会从门缝里递出一个餐盒（karmushka）。严禁与分发食物的囚犯说话，站在他们旁边的往往是士兵。所有的囚犯都瘦得皮包骨头，皮肤苍白发青。他们经常开玩笑说：“只要骨头还在，肉就会长出来”。

当他们把我们押出监狱的时候，又会有一次搜查，又是“乌鸦车”，又是车站，又是火车车厢里的铁栅栏；现在在我的车厢里，他们会把其他女囚编队，继续旅程。

除了普斯科夫，我们还被暂时关押在雅罗斯拉夫尔、高尔基、鲁扎耶夫和波特马（Potma）的监狱，在那里他们会把我和女刑事犯关在同一个牢房里，包括女杀人犯。

当时有很多女囚犯。我和因抢劫和谋杀被判刑的15岁的年轻刑事犯在一起，还有孕妇、成熟的女人和那些相当年迈的妇女。我对她们所有人的可怕的悖德行为感到惊恐，她们完全失去了辨别善恶的能力，失去了人性。在这里，你看到没有天主的人是多么可怜的生物，而最大的犯罪者是那些系统地、强行地、不断地用无神论的谎言感染每个人的人——苏联政府的无神论者。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可怜的、被剥夺人性的囚犯是他们“教育”的成果。

刑事犯被关入监狱和劳改营后，不仅没能得到纠正，

反而变本加厉，常常结成团伙欺负弱小的囚犯。

（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最终，他们把我押到了最后一个监狱，在波特马，他们把我和女囚犯关在一间大牢里。我们没有像高尔基监狱那样的床，而是睡在略微架高的木板上。我们被臭虫袭扰的次数之多，迫使我们开始抗议。狱警对我们说，牢房里没有臭虫。然后我们抓了几只，在写给监狱长的抗议书中，我们附上臭虫作为证据。半天后，他们把我们带到另一间牢房，那里的寄生虫比较少。

在监狱的院子和厕所里，浅棕色的老鼠肆无忌惮地游荡着（在此之前，我只见过灰色的老鼠）。几天后，他们把我们都赶到一列火车上，但他们没有把我和女刑事犯放在同一车厢。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必须把“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也就是我，放在一个单独的车厢里，由专人看管。他们把我单独关在一间双人牢房里。

波特玛监狱的狱警们对我不知道如何骂人或说脏话感到惊讶。“你是从哪里来的？”他们问，“等他们把你从营地运到流放地的时候，你就学会了一切。”令他们最惊讶的是，他们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在我后来从营地被运送到流放地的过程中，曾与其中几位狱警重逢。我终于到达了最后一个转运点。

他们把我关在火车车厢的一个独立隔间里，把我押走了。从波特马出发，一列窄轨火车将囚犯运过沼泽地的森林。在整条路线上，我们透过打开的小窗能看到的唯一东西是带刺的铁丝网围墙——集中营——士兵、狱警和狗，一个接一个，二十多个集中营里挤满了全苏联的奴隶。在经过沿铁路线串起的所有其他集中营后，就可以到达女政治犯的苦役集中营，这条铁路线几乎只运载囚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甚至没有关闭这里的小窗户。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奴隶制国家。

莫尔多维亚劳改营

最后我们到了终点站，他们命令我们离开。他们把不同的人送到不同的地方；我被赶到妇女集中营的接待室，在那里我被搜身。他们拿走了我的法院判决书副本进行“核查”，尽管我多次以书面形式向集中营训导员呼吁，要求他归还判决书，但他们一直没有归还。苏联官员不喜欢把刑事审判的判决书留给政治犯，他们在审判后不久，或在运送到集中营后，就从几乎每个人身上搜出这些判决书。搜查之后，他们把我的衣服放进仓库，给我穿上了囚服。

从维尔纽斯到莫尔多维亚的旅程花了整整一个月。[1]女囚们以爱和关切来迎接我们，一个乌克兰囚犯给了我一个惊喜，在我的盘子前摆上了小花，排列成独立立陶宛三色旗的样式。

女囚集中营区很小——一个小小的三角形院子，周围有双层铁丝网加上第三层的木栅栏，让人看不见任何东西。在这上面有一个警卫室。严禁囚犯与狱警说话。

在院子的中央有一间矮小的旧木屋，也就是营房，其中一个房间是宿舍，另一个房间是餐厅，旁边是工作间，每个囚犯每天要缝制60双工作手套。任何未能完成定额的人都会被带入惩隔室。缝纫机很老旧，经常会发生故障。线的质量很差，每隔几分钟就会断掉——这是一种纯粹的折磨。我曾经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缝制我的定额，中间有短暂的休息时间，用来吃饭、锻炼和祈祷。[2]

古拉格囚犯间的抢劫和施暴往往是刑事犯对政治犯实施的，因为前者通常成群结队地行动，比孤立无援的“人民敌人”（政治犯）更加残忍。（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好在我们工作了一整天，而且我们人也不多。我本来会一直在惩隔室里，因为在一个班次里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定额，缝纫机不断发生故障。

工作间的天花板很低，没有任何通风设备，这样一来，电动缝纫机就会使这里变热。这里还有很多灰尘，包括来自玻璃纤维的灰尘，我们把这些灰尘垫在手套的手掌上，使它们不那么容易磨破。这些手套原本是在建筑和其他工作用于处理砖头的，最近，他们提高了定额，囚犯被要求每天生产110副。苏联人对他们的奴隶是毫不留情的！

囚犯工资的一半被国家扣除，用于支付狱警、克格勃特工等人的工资，从剩下的一半中，他们扣除食物费。在苦役营的一个月，他们要拿走大约12卢布。人们可以想象得出食物的质量，特别是考虑到为我们做饭的厨房工作人员是女刑事犯——她们曾经偷窃囚犯的食物并和女狱警瓜分。

他们曾经扣押衣服、被褥等。几乎没有任何东西留给囚犯。如果你完成了你的定额，并且没有“扣分”，你可以每月在集中营商店购买价值5卢布的食物、书写材料或肥皂。商店里几乎没有食物，只有不新鲜的饼干、廉价的糖果、老蜜饯、茶叶，偶尔还有人造黄油、果酱、油和马合烟。在我整个刑期内，只有几次有白面包。

我们曾在狱警的陪同下来到商店，如果我们的户头上有自己赚来的钱，我们就可以买，否则就买不了。朋友和亲戚送来的钱不能用来买东西——消费的钱必须自己挣。

拒绝从事缝制手套或其他强制性劳动的囚犯，在集中营的整个刑期内都会受罚：连续三次15天的单独监禁，然后在惩隔室里呆上三或六个月，两次监禁之间有短暂的喘息时间。他们被释放到正常的宿舍，大约一个星期，然后按原样继续，就这样一直到刑期结束。完全残疾的人被免除了强制劳动，但即使是那些卧病在床的人也被安排去组装纸盒。

惩隔室是劳改营中特别为犯错的囚犯设立的囚室，

居住条件极差，许多囚犯被关进去后就没能活着出来。

（图片来源："Drawings from the Gulag" by Danzig Badaev）

当他们把我带到莫尔多维亚集中营时，那里有21名女囚犯，我是第22名。当时正在进行维修，那一周他们允许我们在院子里的长椅上睡觉。在闷热的监狱地牢里呆了一年之后，我得以再度呼吸新鲜空气，欣赏星空，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情啊！然而，这仅仅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把我们所有人都赶到了低矮狭窄的宿舍，我们全体都必须在那里睡觉。

我睡在二楼的阁楼上，直到楼下有了床位。在那里，呼吸要容易一些，但由于窗户紧闭，氧气仍然稀缺。这儿对年纪大的囚犯来说太冷了，而且宿舍不大；一张床挨着一张床，中间有一条狭窄的过道。身体上最大的痛苦是那些集中营的夜晚，那时你会渴望早上能够跑到院子里，在工作前呼吸一些新鲜空气。由于闷热，许多人患上了失眠症，然而到了白天，即使是老人也被严禁休息。只有病人可以在白天躺下，其余的人都要受罚。[3]

[1] 在前往莫尔多维亚的漫长而疲惫的旅途中，尼约勒瘦了三十三磅。营地的食物非常单调，质量也很差：不含任何脂肪的大麦泥、鱼、吃剩的肉屑（牛乳房、膈肌、肺）。秋天，白菜汤要喝几个月，但白菜供应耗尽后，又要做另一种汤，几个月一成不变。尼约勒于1975年10月10日病倒，整个冬天和1976年春天都在发烧和头晕中度过。第二年冬天，她又病倒了。

[2] 尼约勒的苦难和性格的坚强在她这段时间写的信中有更详尽的描述：

“...我们生活的小船由一位好父亲掌舵，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当他掌舵时，没有什么是可怕的。而且，无论生活变得何等艰难，你都会明白如何战斗，如何去爱。我可以说，1975年就像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但它始终是我的喜乐。我为这一年感谢至善的天主"、

“3月3日，我从医院回来。你的诊断相当准确——急性衰竭。”、“我的‘假期’持续了一段时间，它是在（1975年）10月18日开始的，11月我只工作了6天，12月在医院度过，只有在月底我才能缝纫4天。一月份被我分成两半，一半工作，另一半不工作。二月在医院度过，三月的前三天也是如此。现在我慢慢地缝制，做做停停；当我感到虚弱时，我就到院子里去享受新鲜空气和阳光。我完成了我的定额，因为我们只工作了一个班次。...所以目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人人都爱我，而我也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我很开心，而且心满意足”。（摘自《纪事》第23期，1976年6月13日）

[3] 尼约勒写的一封信中的反思，特别描绘了她的真实性格：“....我很感谢那些通过努力让我在这里发现自我的人。我学到了很多，经历了很多，这一切都是有用的。毕竟，至善的天主最清楚我需要什么...”

“再过六天，他们把我从维尔纽斯押走就有半年了，但这一切似乎如此短暂，仿佛就在昨日。我的‘荣誉’警卫、与我共命运的人——其中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刑事犯，我是唯一的政治犯）对这座城市（或者说是对火车站）做了最后的目送，此外，还有那个‘浪漫故事’——（前往劳改营的）整个旅程，所有这一切仍历历在目，都是无法言表的，必须经历这些，才能感受到生命，才能理解爱的必要性和价值。当他们把我流放时，我有可能第二次经历这种浪漫故事。而你只能为此羡慕我，尽管这是没必要的——所有这些都不适合你这种身体状况的人。”(摘自《纪事》第23期，1976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