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德累斯顿监狱的面包配给量猛地增加了一倍，达到4盎司。10月又增加到五盎司，到了12月升至每天250克，比半磅多一点。虽然我们仍然缺乏维生素，但这个配给水平足以维持生存。随着食物状况的改善，我感到更加坚强，我的心思转向上帝表达感激，因为祂带领我和其他许多人安然挺过了饥饿的危机。

在这次经历之后，我觉得上帝给我的生活安排了一个目的，这种感受不断增强，我不再祈求获释出狱。我不知道那更高的目的是什么，但我满足于遵守自己在身临绝境时所作的承诺——我的生命从那一刻起便属于上帝，祂可以按祂的想法把我用在任何适宜的地方。我相信，当我完成了上主为我安排的任务，在我的祈祷得到他的应允后，我才会获释。

同时，尽管我身陷囹圄，但通过以我的皈依以及我藉由祈祷找到的力量之源向狱友作证，我可以侍奉上主。我渴望分享这个好消息，从而努力引导他人归向基督。

我一直被单独监禁到1945年12月底。只有在1945年9月、10月和11月，监狱因苏联秘密警察的大肆逮捕而变得拥挤时，我才有机会和狱友共处一室，这让我有机会为我的皈依体验和祈祷的力量作证。有时，在这里有机会与他人一同祈祷——这是共同的信仰所带来的祝福之一，我也有机会看到祈祷在他人生命中产生的效果。

一个林业专业的学生就是如此，他是在清洗反共大学生时被抓起来的。他对宗教非常感兴趣，被我的经历深深打动。我们每夜一起祈祷，每顿饭前后都有一人念谢恩祷词，这对我们俩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慰藉。除了不是共产党徒之外，他没有任何入狱的理由，我们没有为他的获释而祈祷，而是祈求让他看到正义得以伸张。有一天，未经任何解释，他突然获释了。又经过几个月的单独监禁，1946年1月，我获得了处理监狱记录的差事，我发现来过德累斯顿监狱的21000名囚犯中，只有15人未受指控就直接获释。感谢上帝，我的那位朋友就在其中。

我的狱友知道我急于让仍被苏联软禁的母亲知道我们在哪里，他刚一获释就直接前往我们家。那是在11月中旬，我们被捕四个月后。我自己的获释要等到将近十年后了，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成功将消息送达了。一个苏联警卫在门口拦住他，问他有什么事。他灵机一动，声称他是来通知诺布尔一家，他们的煤当天送不过来了！当警卫传唤我的兄弟乔治过来，询问他是否订购了煤炭时，我的朋友得以使用连珠炮一般的德语向乔治说了我们的情况。然后，在乔治声称地址搞错的时候，他匆忙撤退了。

我的第一批狱友中有一位年龄大约40岁的医生，他是移民到德国的俄罗斯人，移民后曾担任一家精神病院的精神科医生。在战争期间，纳粹曾下令“仁慈地处决”这些机构中的病人，如今其中一些医生遭到抓捕，并被指控为纳粹罪行的同谋。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22岁的农家小伙子同时被关进监室。当时正值午餐时间，他们都抱怨没有吃早餐和午餐，于是我拿出一块预防将来口粮减少而囤下的面包，交给他们吃。那个小伙子拒绝了，说他也存了一块面包，而且已在那天早上吃掉了。但医生接过面包，大口吃了起来。

然而，他在第二天突然告诉我，其实他前一天早上在内务部（MVD）总部吃过早餐，但他太饿了，所以对我撒了谎。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那块面包，却受到欺骗而失去了它。一个人在几乎一无所有时，一块面包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我没有流露出愤怒之情，也许这块面包有着另一个目的，也就是缓解这个人的饥饿。或许对这个不信上帝的人来说，有人与他分享东西，这件事是有一些意义的。当然，必定是良心促使他实话实说，我很快就变得感激而不是愤怒了。

虽然我从未获准离开监室，但其他狱友来来往往，于是监室里洋溢着愉快的精神气氛，这对我们大有好处。我们甚至设法庆祝了圣诞节：把面包弄软，做成星星的形状，在暖气片上烘干，这样我们就可以吃到“圣诞蛋糕”了。

当然，苏联人对任何宗教节日的纪念活动都很严苛，事实上，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另一座共产党监狱的典狱长作为狱友加入了我们，因为这个节日的精神使他心软，他竟然曾经允许一位著名的德累斯顿男中音，一个被指控“偏离”共产主义文化路线的歌剧演员，带领囚犯唱圣诞颂歌。他甚至允许牢房的门开启，尽管要求囚犯们呆在里面。这个不幸的人随后被判处苦役刑。

两天后，也就是12月28日，我终于和父亲说上了一会儿话。那天，我们被带出了监室，这是我们到那里近六个月以来第一次获准洗澡、理发和刮胡子。在浴室里，我发现父亲担任理发师——他从前有过一些理发的经验。剪完六个月的头发需要超过一分钟的时间，所以我能够将大体的信息告诉他，即我已经接受基督为我的救主，并在祂那里找到了庇护所。父亲说，他早已确信这件事发生了，看到我亲口证明了我的皈依，他喜出望外。他后来告诉我，这给了他信心：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情况，都会逢凶化吉。

此后不久，我被分配到一个工作小组，工作是分发食物，这意味着我被调到一个紧挨着我父亲的监室，那里关押着干活的囚犯。藉由这一变动，我知晓了我们被捕的原因，因为负责分配工作的人恰好曾是负责德累斯顿地区的内务部主管的助手，现在他自己也沦为阶下囚，在我们被捕时，他和内务部的一个精英小组在一起。他如今沦为囚犯，是因为在我们被捕期间，他擅自回去搜查了房屋，偷了我们存放在那里的一些相机，为的是用于黑市交易。当局对他的惩罚，比当时德累斯顿常见的大多数抢劫案都要轻，这似乎表明，苏联人的目标是我们的相机，而不是我和父亲。他们想要相机，但不想依照他们的政府代表所签署的合同为这些相机买单。我在监狱里待得越久，就越确信逮捕我们是没收我们的工厂和拒绝合同的借口。我们的罪行是拥有他们想要霸占的东西！然而，他们自己在偷窃摄像机时，却谴责一个偷了同样东西的蠢货是国家的破坏分子。当任何政府将自己的目的视作唯一的道德标准时，法律就会发生异常的扭曲，这只是我看到的众多事例之一。而正是这种双重标准，正如我后来在苏联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使人民反抗他们的共产党领导人。

我庆幸能得到这个分发食物的工作，因为这让我有机会帮助一些正在遭受“特殊惩罚”的可怜人。他们是仍在接受侦查的新囚犯，为了瓦解他们的意志，迫使他们签署“供词”，作为这个程序的一部分，他们被剥夺了食物，或得到很低的配给量。我拿到了一份秘密清单：有些人每隔一天能进食一次，有些人每隔三天才能进食一次，有些人有汤喝，但没有面包吃，有些人的所有配给都被减半。我试图把全额配给交给他们。我不仅为我的同狱难友感到难过，并且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假如他们犯下了一些诸如偷窃或黑市交易之类的罪过，他们会在无情的审问下认罪。既然他们没有认罪，这就意味着他们被要求承认他们并不知情的事，而通过断粮来增加他们的压力，在我看来无非是苏联人在玩弄他们的俘虏。

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在试图为主做工时，你必然会遇到魔鬼的仆从。起初，我无法想象什么样的人会故意捏造指控来陷害他们明知是无辜的人，使无辜者遭受殴打和饥饿，迫使他们签署“供词”，摧残乃至害死他们。然而，我没过多久就认识了那种愿意为魔鬼工作的人。在我新近被分配到的工人牢房里，我结识了一位狱友。

他是一个保加利亚人，一个卑鄙无耻的家伙，见风使舵和占尽便宜是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因为他会说俄语，所以一直在为苏联人做翻译工作，先前纳粹占领巴尔干地区时，他曾为纳粹服务。然而，他的苏联主子并不信任他，并且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特殊原因，将他抓进了监狱。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再次混上了一个有权有势的位置。他负责所有的文书工作，由于我是他的狱友，他设法把他的工作转交给我，这样就可以将他的时间用于更合他心意的目的，正如他所说的：探访女囚室。

就这样，我被调去做文书工作。我本应该明白，不应当屈从于他，但我急于提醒共产党徒，我是美国人，已经被关押了六个多月，且没有任何审判的迹象，也没人对我提出任何正式指控。我的工作是处理全体囚犯的名簿，记录每天进出的人员以及病人或死者，附上关押他们所用的罪名、由内务部的哪个部门处理他们的案件，以及“审判”后的判决等名目。借助这份工作，我可以了解到更多关于我自己和我父亲的情况。我还可以在监狱里走动，了解一切事件的动向，最重要的是，我可以每天见到我的父亲，尽管时间不长。

目睹了囚犯记录中反映出的巨大不公正，我开始相信，上帝让我做这份工作，是为了让我告诉世界，德国东部苏占区的某些领域是在如何运作。那几个月里，我十分仔细地观察，却犯下了一个共产党徒眼中的严重过错：我知道的太多了。在此之后很长时间里，任何针对我的指控都要经由莫斯科方面商定，我相信我原本会被释放，只是苏联人晓得我知道的太多了，于是决定把我扣押在监狱里，无视美国可能提出的任何抗议。我确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后来被送到了西伯利亚。

然而我能看到，即便在这里，上帝之手也在行动，随着事态的发展，不仅在东德的监狱，而且在苏联本土的监狱，我的所见所闻都多于普通囚犯。这是一条漫漫长路，但由于我完全信赖我与上主的盟约，我始终能对自己重获自由抱有希望。祈祷从未让我失望。在即将到来的艰难时日里，我将非常需要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