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运送原木时，午夜的太阳再度升起，解冻的春季来临了。斗转星移，冰雪消融，北极的小花竞相开放，整个苔原都染上了色彩。春季的到来预示着我在沃尔库塔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5月初，我祈求了近9年的机会来了，为此我已经等候多时，终于能将信息传递给外界。沃尔库塔关有不少德国囚犯，他们中的一些人获准给家里写信，这是在前一年东德的血腥罢工之后所得到的一个小小的让步。

我寄出了一张怪异的明信片：上面签有另一个人的名字，写给我在儿时称作“叔叔”的人，落款是“诺布尔侄儿”。但它达成了目的，最终寄到了我的父亲手中，他认出了我的笔迹，终于获得了可以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证据。后来，1954年6月30日至1955年1月之间的第一个星期，我在波特马的遣返营里又寄出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有我的真名，收信人是我在德国的一位阿姨。她自然把它转寄给了我父亲，而且寄给我一包食物。然而，当她的慰问包裹寄达时，内容物中最重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她附上的我父亲的照片。据此我终于确信，他已经获释了，而且安然无恙。

父亲早先曾经从一个间接来源得到过关于我的消息。一位名叫霍默·考克斯（Homer Cox）的美国陆军士兵，他在东柏林被苏联人逮捕，然后在沃尔库塔被当作“间谍”服了很长时间的刑，并于1953年12月意外获释。我不时通过营地的秘密情报网了解到沃尔库塔的其他美国囚犯，显然，秘密情报网也向考克斯传递了关于我的消息。他在获释时告诉报社记者，在沃尔库塔有一个名叫诺布尔的“英国囚犯”。英国一家主流日报的供稿人针对此事展开了调查，得出的结论表明那个人就是我。一个朋友给我父亲寄去了英国报道的摘要。

而现在，将近一年后，我的明信片寄了过来，它使我的家人能够为我争取到美国国务院的行政支持。

离开沃尔库塔的兴奋之情是难以言表的。1954年6月10日，我像往常一样坐着吃咸鱼、卷心菜和黑面包，监工突然走过来告诉我，我马上可以离开营地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他肯定是在讲一个拙劣的俏皮话，但他不是那种爱说笑的人，于是我前去拜访送来这个消息的营地长官。果然，消息是真的：第二天早上，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好准备，在营地门口等待被接走。我从来没有祈求过获释，只是祈求主支持我直到重获自由的那一天。而现在，这一天仿佛近在眼前。

第二天早上，我依照指示站在营地门口，把剩下的私人物品装在一个小包里，看着其他囚犯开始一天的劳动。一名苏联狱警开着吉普车来接我。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在一英里外的另一个营区的入口处停下，又接走了两名美国囚犯。他们是威廉·马尔丘克（William Marchuk）和威廉·维尔丁（William Verdine），两名年轻的美国陆军士兵，据说是在越过分界线进入德国的苏占区后被捕的。他们作为“间谍”被判处长期苦役刑，但和我一样，意外地从沃尔库塔获释。

沿着漫长的铁路线前往莫斯科，路程长约1600英里，现在有两名内务部军官陪同我们。在这次旅行途中，我再次有机会亲身观察苏联人的生活。我惊讶于我们在每个车站遇到的乞丐数量之多。几个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人自称伤残的老兵，大声抱怨政府没有帮助他们，如果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们是不敢这样说的。虽然我身无长物，而且营养不良，但这些人中有一些人的状况比我差得多，我给了他们几个我做苦力挣来的卢布。就在我施舍的时候，他们画了一个十字圣号，热情地说：“上帝保佑你！”当我看着他们走向车厢里的其他隔间时，我注意到他们每次接受施舍时都会做这个宗教手势。由此可见，在一个由无神论支配的社会中，慈善仍然被认为是与基督教有关的善举。

当我们接近莫斯科，基督教传统的另一个生动的象征出现在眼前，我们开始行经一些古老的城镇和村庄。在每一个地方，我都能看到俄罗斯东正教堂的圆顶尖塔。我不知道这些建筑是否仍被用于崇拜活动，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它们仍然矗立于此，而且共产党徒尽管敌视有组织的宗教，但从未敢于拆光宗教建筑或改变它们独特的建筑外观。在一个无神论社会中，天际线仍然由教堂的巨大洋葱状圆顶所主宰。

到了莫斯科，我们发现一个声势浩大的接待委员会正在等候我们，大约有20名内务部特工! 通往自由的大门尚未向我开启。相反，我们三个美国人被带到布提尔卡监狱，几天后，在重重戒备下被押解上火车，火车将我们送到位于莫斯科东南200英里的波特马的遣返营。

波特马是一个监狱中心，已服完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长期苦役的囚犯都会经过这里。在这里，我又一次学会了忍耐未受应允的祈祷，因为滞留期延长到了几周，然后又延长到了几个月，而在克里姆林宫的某个密室里，人们在争论究竟是该释放我们，或是将我们送回劳改营，抑或是将我们处决。

我相信克里姆林宫已决定将我们“雪藏”一段时间，指望希望美国的呼吁会平息下来。我确信，苏联的安全部门头子更愿意我一辈子被关押在这里，因为我目睹了太多的东西。另一方面，苏联的外交政策装模作样地对美国示好，目的是给1955年于日内瓦举行的重要首脑会议打下基础。我的命运将和其他在波特马的囚犯一样，并非取决于个人的善念，而是取决于莫斯科的计谋。

在波特马遣返营，南斯拉夫人出奇地多。他们的刑期早已结束，但在克里姆林宫与持不同政见的铁托元帅博弈时，他们被当作了人肉棋子。他们周而复始地等待着，不知道前方的命运如何。

自由的希望再一次破灭，这令我失望，但我并不怨恨。我可以看到上帝之手在缓缓行动。我已经从沃尔库塔和非人的劳作中被解救出来，并在波特马受到了保护，就像以前在东德的共产党监狱中所受的保护一样。我相信上帝现在会在这里保护我，并且安然地呆在监狱里，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满足于等待上帝的良辰吉日到来，那一天我必将获得自由。

在波特马，有一群囚犯承受了异常深重的苦难。这些人是肺结核患者，由于再也无法从事任何有用的工作而被遣送回家。这些囚犯中的大多数卧床不起，并且在吐血。对许多人来说，自由来得太晚了，但其中的另一些人表现出顽强的求生欲望。尽管他们的身体虚弱不堪，自由在这种情形下似乎是虚无缥缈的奖赏，但他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自由的到来，并决心活到他们作为自由人走出营地大门的那一天。

结核病患者很少受人关注。其他囚犯不敢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染上这种可怕的疾病。我坚信上帝会以某种方式保护我，并开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来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从厨房里拿了一些空的锡罐，供他们吐痰。每天清理他们的床铺并把这些罐子倒掉，都是繁琐的工作，但这些可怜人向我表达了感激之情，我便不厌其烦了。几天后，维尔丁主动来帮我的忙。我们一起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经常谈论圣经和对上帝的信仰，有一天他对我说：“约翰尼，你为我所做的事比我生命中的任何人都多。”

1954年圣诞节时，负责为营房收集木材的人带来了几棵小常青树，并在圣诞节时将结核病房装饰了一番。我们在波特马并未举行有组织的崇拜活动。监狱里的人员流动性很大，条件不允许我们结成必要的组织。但在圣诞节前夕，我们在结核病营房里聚会，唱了几首圣诞颂歌。然后，一位结核病患者站起来发表了一个小演讲，我们知道他已经病入膏肓，但他不肯让病情浇灭他的精神之火。他感谢了上帝，因为所有在场的人都设法又活过了一年，然后，对于我们给予肺结核患者的照顾，他用礼貌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

身在苏联时，我见过苏联官员、苏联士兵、苏联狱友，但到达波特马营地时，我才见到一个克里姆林宫圈子里的人——N·K夫人，那位如今成为最高领导人和第一书记的野心家是她的前夫。我听说，戈尔斯卡娅夫人（她现在恢复了婚前姓氏）在西伯利亚服了8年苦役，刑期早已服满，却仍然处于关押状态。她认为其原因是，1954年底，作为克里姆林宫第四号人物的赫鲁晓夫正为了抵达权力巅峰而作殊死一搏，在此期间，他不希望她在身边见证自己的崛起。戈尔斯卡娅夫人在婚前曾是华沙和莫斯科的一名歌剧演员。她的嗓音仍然无比动人，偶尔会为我们献唱一曲。她说，她的丈夫受野心的驱使，除了自己的仕途，对于家庭或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多年，育有一对儿女，受到他人检举，有一天她突然被逮捕，并被判刑在矿区做苦工。就在同一周，尼基塔·赫鲁晓夫与她断绝了婚姻关系。

我得知，对于苏联现任领导人的私生活，人们噤若寒蝉。眼下被人称作赫鲁晓夫夫人的那位体态丰腴的妇人，是一位冷漠的农妇，很少抛头露面，也从不与外国人交谈。她和她的显贵丈夫几乎从不共同出现在公共场合。或许，哪怕是赫鲁晓夫也对自己的生活细节感到有点尴尬——至少在这方面，他应该为自己统治的人民做出表率。我相信，赫鲁晓夫的权力饥渴、自我炫耀和嗜酒无度，使他成为苏联人的象征，这么一个理想破灭的罪人，由于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罪过受到审视，便要废除对上帝的信仰，此人对于无神论并不抱幻想，正如任何国家或时代的敌视上帝的罪人一样，迟早不再会对自己的罪恶抱有侥幸心理。

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离开苏联之时，我对苏联人民的观察和认知强于多数有幸访苏的游客，我知道自己即将离开那片幻灭的土地。

前路漫漫，我还要等上很长时间才能前往西柏林。